汉朝后面是哪个朝代

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粱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加剧了。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中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同一时期，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养老

历代赡养老人的做法差异很大，最好的要算汉代了。西汉初期，皇帝就颁布了养老诏令，汉代老人的“政治”待遇还体现在可以“行驰道旁道”。驰道是专为天子驰走车马的，绝对禁止他人行走。即便是皇子，也不允许。

节日

重阳节俗始于汉朝，成于魏晋。九月九日桓景一家照办,果然家里人避免了血光之灾。此后每到九月九日，人们就登高、饮菊花酒、佩茱萸，成为节俗。农业

汉朝的土地所有制与秦朝相同，土地私有，并可自由买卖。土地所有者须向国家耕地税，耕地税率为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丁税，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每人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是儿童税，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年每人纳廿钱。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虽然恢复了农业生产，但经济势力让然略显不足，而商人地位低下。文景时期，在晁错的建议下，改行贵粟政策，国家存粮进一步大涨，经济实力也因而爆棚，商人的地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汉元帝时期，土地集中日益严重，自耕农大量破产，沦为佃农。豪强庄园势力日益强大。东汉后期，这一现象更甚，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亦间接导致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汉朝时期，铁农具的牛耕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区田法相继诞生。国家注重兴修水利，尤以关中地区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东汉时期，出现了翻车和渴乌等水利工具，增加了农业生产效率。

冶铁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著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发明，冶铁业更加发达。

纺织业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著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

商业

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汉明帝时期，佛教东渡首次来到中国，在洛阳营建的第一座佛教寺庙洛阳白马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影响中国的大事。

五德学说

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第一个年号。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这一说法，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

学术着作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

《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尊儒尚法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据历史学家黄现璠考证儒学独尊之时代背景时，曾说：“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

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

宗教发展

佛教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道教也是在东汉时期宣告形成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造纸术

西汉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丝絮和麻造纸，是纸的远祖，而东汉时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纸。造纸术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天文、医学东汉张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预报地震的候风地动仪。

落下闳等人制定的《太初历》第一次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

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而史书记载华佗更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其真实性受到陈寅恪等的质疑）。

数学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及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则是数学领域的杰作。其中，《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工艺技术

汉代也是中国最早发明瓷器烧造的时代。这个时期还发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此外，血液循环也是首先在此时发现。

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臻于完美。农业技术大幅度提高，东汉早期出现了水排等新式灌溉工具汉承秦制，于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统属于太常，秩比六百石，其数多至数十人，数量多达数十人。但汉初朝廷所崇信的学术，黄老之外，便是申韩法学学说，对于儒家思想并不重视。到文帝时的贾谊，儒家思想才逐渐兴起。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增置五经博士，形成儒家独大的局面。其后武帝又应公孙弘、董仲舒之请，于元朔五年（前124年）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以受经术，期限为一年。弟子员的来源，主要选自民间十八岁以上的子弟，此外各郡具低级官吏品学兼优者，也可担任弟子。毕业后，能通一经以上的可补“文学掌故”，等第高的可充任郎官，但只限于白身受业者。地方官吏出身的，则多派充九卿、列卿或郡太守的属官。

宣帝时，五经博士增至十二人。王莽时，增设乐经，共为六经，每经设博士五人。弟子员也代有增加，昭帝时已满百人，宣帝末至二百人，元千帝时千人，到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从太学的大量扩充，显示西汉儒学教育的日益发展与儒家政治势力的日益膨胀。东汉光武帝也于建武五年设学于京师，置博士十四人。太学生更不断增加，质帝时，太学生已多至三万人。汉代察举制度可分为两类：一是诏举，当国家有特殊需要时，下诏命官吏推举人才。二是孝廉之举，是由郡国按时向中央保荐当地的人才。荐举为主，考试为辅，是两汉察举制的基本特点。

高祖曾于十一年（前196年），下诏征求贤才，此举开汉代选举制的先河。其后文帝二年（前178年），曾下诏命“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誎者”。至十五年（前165年），再度诏举上项人才，保举者的范围则扩大到侯王、公卿和郡守，由皇帝亲自策问，汉的选举制自此开始普遍推行。其后武、昭、宣等朝，也曾屡次诏举人才，都以贤良为主。西汉的名臣鼂错、董仲舒、公孙弘等都以贤良入朝为官。汉代诏举，除贤良外，尚有“文学高第”、“茂材异等”、“孝悌敦厚”、“勇猛知兵法”、“明当之务、习先圣之术”、“明阴阳灾异”等名目，被举者大抵为现任官吏。东汉时，诏举由特举变为岁举，又称茂材之举。选举的标准有四：即德行高超，经明行修，明晓法律和刚毅多略。每年由光禄勋、御史、司隶校尉及各州剌史等实责推举。推行荐举、察举等方法的结果是门阀制度的大大发展，大量士族世家出现，与外戚、宦官形成东汉时期的三大势力，基本垄断国家政治。汉朝的法律是律、令、科、比四种。律是有系统的成文法律，具有传统性；令，则是君主视需要随时颁布的法律，与律具有相同的效力；比，或称决事比及法比，是无成法可引用时用来比类决事的法律。汉律最早是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后来加上叔孙通《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还有赵禹《朝律》六篇。汉律到武帝时期便已完备，但也由于法条过多，产生判决不公的情况发生，亦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给予官吏做坏事的机会，昭帝以后的几位皇帝，虽然有心改善，但始终没有彻底执行。

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开始兴盛，学者论法，多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到了东汉时期，光武明帝，虽然提倡儒术，仍然崇尚法制。章帝时，采纳陈宠的建议，除去严酷的法律五十几条。和帝后，外戚与宦臣，轮流把持朝政，他们一向违法乱纪，视法典于无物，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儒家虽然兴盛，却对国事帮助不大，这种情况维持至东汉结束为止，献帝时，曹操当国，用法尚严，命应劭删定律令，作《汉仪》二百八十篇，虽然一度走向法治，但东汉不久被曹丕篡位而灭亡。征兵制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十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在地方服役，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在本郡服役，划分兵种，加以训练。屯戍各分为两种：在京城或王国都城屯戍的称“卫士”，在边郡屯戍的称“戍卒”。服役期满后，役男即可返乡，不过仍有随时应召服役的义务。兵役之外，还有繇役，即每年为郡县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称“更卒”，同样也是五十六岁免役。

京师的驻军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和官署，另一支为北军，屯驻于三辅地区保卫首都其他地区。它们名称的来源，是汉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宫，都在长安城的南部，故宫廷卫军集中于城南，守城军队的重心则在城北，因此有南北军之称。所谓卫士，即是指南军士兵，由三辅以外的各郡役男轮番充任。但卫士是有经过选拔的，并非所有的役男都当卫士，不充卫士的则当戍卒。北军的士兵，则由三辅的役男轮流担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于王国的卫士，则只在本国首都服役，不须屯戍京师。屯边的戍卒，大都是关东人，此外尚有少数当地人；他们在边塞城堡中，担任守望的工作。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县集中于郡，划分兵种，给予训练。当时的兵种，主要有四种，即步卒、材官（精选的步卒），骑士、楼船士（水兵）。兵种的确定，皆依照当地的环境来做为标准。如西北产马，则当地役男多编为骑士；平原及山地区（如巴、蜀、三河、颍川诸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步卒和材官；东海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区（如庐江、丹阳、会稽等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楼船士。此外还有一种车士，多用于丧仪。各郡的正卒统属于太，而由都尉指挥监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会同各县令长承尉一同检阅，评定高下，名曰“都试”。都试的科目，以射为主，并加试其他技术。靠水的地方，则作水师演习；边郡地方，则由太守率领马队巡行塞障。正国的正卒，则统属于相，而由中尉率领。

汉代虽没有固定的免役法，但也有若干免役的规定，由皇帝随时以诏令颁行，大致上可分为四类：一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免役。惠帝时，曾下诏规定官吏秩六百石以上与父母妻子同居的，或曾做过将军，都尉、二千石的，都可免役。此外，如宗室、关内侯，也曾数见于诏令。二是用以奖励才德。惠帝时，曾下诏免除“孝悌力田”者的免役。元帝时，能通一经的儒者也可免役。三是有功的人，可以免役。如高祖规定，凡曾随他入蜀汉定三秦的二千石吏，可世世免役；跟他参加平城之役的吏卒，可终身免役。宣帝时，也曾诏准霍光的后代免役。四是特殊情况下的免役。如人民九十岁以上只有一子，或是身材短小与染有疾病者，均可免役。

编制与调发

汉朝军队的编制，可分为三项：一是京师驻军的编制，二是边郡亭障的组织，三是战时的统率系统。

京师驻军有南北军之分，其任务也不相同，南军由卫尉统领，守卫宫城。官城以内各殿舍的守卫，则以卫郎担，由郎中令统领。卫郎虽属南军系统，但其份子并非从各地的役男中抽调而来，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军官的银家子，郡国推举的孝廉的博士弟子员等来充任，此外还有不少富人子弟。这个集团可以说是皇帝最亲信的卫队，也是未来将相大臣的储备所。武帝时，于南军增置羽林、期门等兵，为皇帝的随从护卫，由光禄勋统领。

北军由中尉统领，它的职责是拱卫都城，维持京师的治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并增置八校尉（中垒、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屯骑、胡骑、虎贲）及城门校尉，于是北军大幅扩充，东汉分北军为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各由校尉率领；并另设城门校尉。

正南北两军原各有两万人，武帝时期各减为万人。东汉时的南军，按编制卫尉以下共有官长公车司马令，卫士令、都候、宫掖门司马及丞、尉等十九人，员吏二百九十九人，卫士二千五百零七人。北军五校则有官长校尉五人，司马六人，员吏六百十四人，士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西汉南北军的士兵，是按兵役法自各地征调而来，东汉则是招募来的。南北两军因是首都卫戍部队，都不负野战勤务。但从武帝起，时有以京兵远征的事，东汉因行募兵制，民不知兵，一遇有事，多以京兵出战。